史美伦远去的背影

人民网2004年大地专栏第十九期刊登了陈支农的文章:史美伦远去的背影

20180223人民网

女性,海归派,监管者,铁腕……就这几个词的组合足以引起好奇心了。三年来,史美伦一直备受外界瞩目。不管是2001年2月接受国务院聘书从香港北上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中首位“外聘”的副部级干部,还是在任上“铁面”力推多项改革的历程中;甚至包括她的任期、薪水和离去的传闻等等,无不受到超出一般的关注。
2001年2月史美伦开始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2004年9月离京回港。9月15日,国务院的免职公告中对史美伦的评价仅是“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而不是“积极贡献”,耐人寻味。
看着远去的史美伦,回顾3年又7个月的历程,映在人们心中的是她难以逝去的背影。
内地情缘
1950年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的史美伦, 1991年起,在香港证监会工作,先后任助理总监、高级总监、执行董事,1998年升任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在证监会,她掌管企业融资部及财务行政事务,相当有权威。她的前任上司–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对史美伦的评价是“不偏不倚及公正公信的处事手法,是证监会职员的一个楷模”。
在香港,有传媒把她称为“铁娘子”,因为她位居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说一不二;也有传媒把她称为“超级打工女皇”,因为她的年薪据说高达近千万港元。
2001年2月,史美伦正式离开了工作十年的香港证监会,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于是,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从境外聘请的第一位副部级官员。
她曾经回忆说,当时朱总理通过朋友向她传达信息,想请她到中国证监会当副主席,全职,在北京工作。史美伦说,自己当时感到很惊讶,也很受宠若惊。她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也很感谢国家领导人对她的信任,给她这样一个重任,有这个机会参与改革开放。
作为一名“海归”,她推出的一系列“洋政策”使中国证券市场消化不良,并导致股市至今元气不振–这一点,是围绕史美伦的所有争议的核心。对个人的观望也好,对“海归”派的怀疑也罢,有关外来人士可能“水土不服”的争议自史美伦到来的那天起就已开始。史美伦上任之时,正是中国股市轻松逾越2000点的巅峰时刻,在香港证监会工作10年后又来到中国证监会,史美伦希望延续她在香港证券市场的铁血监管风格。
在她上任的第一年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就达51件,初步建立了国内的监管法规架构,同时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这些大力监管措施,带来了喜忧参半的市场反应:在向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道路行进的途中,中国证券市场的陈年旧病袒露无遗,股市由高点跌落,上市公司对加强监管颇有怨言,中小投资者看到自己的账户一天天“缩水”,信心一落千丈。
面对被剖开不少病灶的中国股市,有人苛责史美伦–是她带来的监管风暴造成了股市下跌。不可否认,“银广夏”、“中科系”、“东方电子”等股市神话的破灭固然打击了不少投资者的信心,但正如史美伦所说:“加强监管并不等于打击股市,更不代表监管的目的是挤泡沫。”监管者受到非议总是正常的,因为毕竟市场上没有人希望受制于监管。
史美伦毫不松懈推进的监管在持续,对此的争论也在持续,广受关注的琼花事件引起的保荐人制度反思,正是史美伦在2003年7月宣布续任后主推的工作内容之一。
监管,就谈监管
史美伦就任后一直保持低调,甚少面对媒体,能够说得准确的接受媒体采访只有三次,一次是2001年3月初上任时,接受新华网记者的采访,谈到赴京后的工作计划;第二次是在2001年12月,就职9个月后,接受《财经》杂志专访,不谈个人,只谈分管工作;第三次,是在2003年7月,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史美伦对自己颇受关注的证券监管工作进行评说,讲述自己的工作原则,也是在这一次,她略略地“透露两年内地市场监管经历带来的心路体验”。
第一次,史美伦表示自己接受北京任职的原因:“不敢期望对市场带来多大的影响,希望与证监会的同事一起参与对市场的改革工作,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她进而说到,“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她说,“内地证券市场成立了10年,发展非常惊人、非常快,有很多问题是新兴市场都会碰到的,香港的市场也曾经历过这方面的考验。在内地市场改革的时期,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有机会参与这项工作,与朋友一起作出努力,感到非常荣幸!”
她那时就感慨:“作为一个市场监管者,最难的是牛市时大家会说你过分监管,而在熊市时又觉得你监管不够。”对监管者行事的尴尬,史美伦早就心中有底。
第二次,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市场上已经有相当多看法认为,2001年的监管力度过大而打压了指数,史美伦因而用了很多时间谈监管问题。她说,说加强监管就是打击股市,对此我绝不认同。在所有市场上,监管者要做的就是监管,这是他们的任务。只要查处违规违法的行为,就没有什么不对或不应该。对股市上各种违规违法的事情,比如圈钱、欺骗小股东、做假账等行为,只能也必须是有一件查处一件,尤其是对那些非常恶劣的、欺骗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查处,不存在所谓掌握力度、使之或大或小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前提。加强监管并不等于打击股市,更不代表监管的目的是挤泡沫。中国股市过去几年都是牛市,但股市总是有一个循环的。要问一问指数下来是不是还有其它因素。
当然,加强监管后会捅破一些市场骗局,问题股价格会因之回归理性,这正是市场成熟的表现。其实全世界的股市都是这样,最近美国的“安然破产案”就是典型范例。因此,问题的根并不在于监管,而在于违规、造假。
到2003年7月,史美伦第三次面对媒体,这时有更多人将批评矛头指向监管政策,认为近两年推行的监管政策一味地要使内地股市国际化,导致“水土不服、有悖国情”,史美伦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要谈的仍然是监管。但她除了强调“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在巩固市场的基础,这是要慢慢建立起来的,不是几个月以内,或者是一两年以内可以看到的。我们的市场一直在演变,在成熟。”更坦承,做监管工作一定是会受到批评的。听到这些批评后,大部分时间“觉得是委屈的”,而且“不是个人委屈的问题,我感觉是对整个证监会的工作,有的人不了解”。但压力不会改变她的初衷,不会改变自己内心的原则,“不偏不倚,无畏无惧”。她说,这八个字不是她的发明,很多的监管者都是以此作为监管的最基本原则。这种一以贯之的坚持,是史美伦的风格,也是成就。
远去的“背影”
2004年9月13日,卸任后的史美伦终于轻松地说,我该做的都做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回家去了。
谈及卸任的理由,她解释,还是因为家庭分居的原因,她主动申请了辞职。“来北京上任时,我答应只干两年,如今干了三年半,是超期服役。我的家在香港,长期分开不是办法,这是实在的原因。”“我也听到过说我(监管理念)水土不服的言论。如果真是‘水土不服’,我不会超期在(证监)会工作那么久。”
无论功过,证监会不等于史美伦。其实说到底,无论毁誉的背后终究还是那点可怜兮兮的、中国人独有了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一个证监会的副主席,她的一言一动,乃至穿衣吃饭,怎不关乎中国股市风起潮涌?也正因为此,同样作为证券监督机构的副主席,史在香港被称为“打工女皇”而在内地就会被称“铁娘子”,而此所谓“铁娘子”,却并不因其性格刚毅而多半因其手里大权在握。
事实上,翻开史美伦的履历很容易就能看出,从本质上说,关于她的角色定位应以专业人士并职业经理人为准,即便是在香港处理怡和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强硬作风,亦更多地应以职责使然来解释,在一个成熟的市场,无论是从人还是事的角度来进行评判,这些东西都可以固化为制度之下的必然。
我们且不论在史美伦就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三年又七个月的时间里,内地证券市场在制度建设方面究竟实现了多少实质性的突破,首先在对制度的认识及尊重上面,显然仍旧处于极其幼稚的程度。而后一点,又正是前者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环境。对于此,即便史美伦未被中国官场文化所同化而强硬依然,却又怎奈其何?毕竟归根结底,任何人都无法超越历史而独立存在,而对于史美伦来说,历史所要求于她的,她已经做了,无论效果如何,她都不能改写。这就正如历史所给予她,她都承受了,无论感受如何,也无法再行结算。
强调史美伦个人对市场的影响毕竟过于片面。史美伦一贯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监管思路,给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和与世界市场接轨带来了希望。而且,中国证券市场的关键在于结构问题,比如股权分置、没有全流通等。
史美伦走了,她留给中国证券市场的又是什么呢?从2400点到1300点的指数?不。她留给中国证券市场更多的是“规范”二字。有人说股市到今日的局面,她是罪魁祸首之一,受害的是七千万股民。也有人说,她的离开是一个遗憾,或许她真的让投资者在股市中损失了不少,但这是为了以后不会让投资者在股市中遭受更大的损失。
其实不管人们对史美伦的评价如何,她所做的只是在尽一个管理者的角色。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从上任那天时,就对股市不作个人的评论,这是我作为监管者的立场。”或许正像一位市场人士所讲的,“我们需要史美伦所做的事情,但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她或许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做好。”
史美伦走了,中国股市仍然面临着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监管者从来不可能真正离去。
史美伦走了,但她给内地资本市场的监管留下了难以消逝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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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伦简历
现年52岁,上海出生,在香港长大,中学毕业后留学美国。
1972年获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获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83年在美国加州和美国联邦法院工作;
1982-1984年任美国旧金山市Pillsbury、MadisonandSutro律师事务所私人执业律师;
1985-1990年任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律师;
1991年任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
1992-1993年负责香港证监会有关H股公司于香港上市事宜;
1993年时任证监会企业融资部高级总监的史美伦,对于怡和事件采取强硬立场,坚守证监原则,最终迫使希冀回避香港证监会监管的怡和集团只得远走新加坡;
1994年任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
1997年时任证监会执行董事的史美伦,领导香港证监会同联交所共同推动打击黑庄,使当时的炒风随之陡然下降;
1998年1月1日起出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
2001年3月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2004年9月13日,离任后的史美伦将继续担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一职。

1949年生于上海的史美伦,长于香港,学于美国,在香港证监会工作过10年。2001年2月,当她来到内地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曾开心地表示,将此视为“自己的一个机会,可以参与内地金融市场改革,为国家服务,富有挑战性并感到荣幸”。为此,她放弃了美国国籍,离开香港的家来到北京,每两周返港度一次周末看望家人。
在史美伦的主持和推动下,上市公司监管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法规制度建立起来:
—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就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外部董事制度提出了指导意见。
—2002年1月7日,中国证监会与原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系统地阐明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实现方式,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所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等内容。
—2002年12月1日,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施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确立了以全面要约收购为原则、以充分信息披露为基础的上市公司收购法律框架,增加了控制权市场的透明度。
也是在2002年末,为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放开对外资收购的限制,证监会与财政部、原国家经贸委共同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后的2003年,外资收购上市公司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2003年,她和同事们共同推进了发审制度的“阳光化”,掀开证券发行入门关的神秘面纱。
在她的参与和促进下,2003年12月28日,证监会公布《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以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在证券发行上市过程中的职责,促进证券发行市场化。
在史美伦分管证监会基金部时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引入专家委员会机制,改革基金审核程序。有关专家评价认为,这一市场化的步伐,使得基金业逐步迈入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
据统计,史美伦到任仅9个月,证监会发出40多项处罚和规章制度,她到来的2001年因而被称作“监管年”。市场一遭遇“寒流”,诘难之声扑面而至。有人指责,“铁娘子”不顾国情的监管旋风打压了指数;有人质疑,史美伦的海外背景造成“洋教条”。
另一件一度令史美伦引起争议的事,是她关于证券市场“中国特色”的观点。  在2001年10月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针对某外国记者对“中国特色”股市的提问,她说,“我认为只有一个普遍的国际标准”,后来她解释说,自己的意思是,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是一定要有的,是最基础的。
在圈内外,“史美伦基金”的名声却越来越大了。她将国务院应许的580万年薪捐设成立的基金会,正在帮助越来越多的国内证券业人才到国外学习、进修。受惠于这一培养计划的,不仅有史美伦在证监会工作的年轻同事,还包括金融传媒的记者、编辑,市场中其他优秀的从业者。除了希望受助者有志于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外,史美伦个人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据悉,卸任证监会副主席后,史美伦仍将担任非决策性的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之职。

《大地》 (2004年 第十九期)


* 本文 仅 代表 原作者 观点, 不代表 RTS24 的 观点 和 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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